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我们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为中学、西学始终是先天的品质，那个东西就是西方人的，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的，好像先天就注定了，中国就是这样，西方就是那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把后天偶然在某种条件下所出现的某种东西，认为是他先天本质所规定的东西。事实并非这样。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何学，这完全不意味着上帝在创造中国人时就给中国人的遗传基因里面把这个几何学的因子给抽掉了，所以中国人不懂几何学。完全不发生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条件，使得几何学最早出现在希腊，不过是因为某种条件，所以近代牛顿的力学体系出现在英国。这决不是说这个体系就是英国的专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配发现这个定律，或者根本学习不了。不发生这个问题。中国人学习力学一样可以学习得很好，甚至于可以超越他。诺贝尔奖不是中国人也可以获得吗?中国一样可以学，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是西学。可是很长一个时间里面，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总是有意无意之间认为某一个民族先天注定了具有某些特定的品质，只能够习惯于哪些学问，而另外的学问是他所不太能学习的、不大能去掌握的。于是把这个问题叫做中学，把那个问题叫做西学。我现在要在概念上明确的，就是所谓中学、西学仅仅是后天的偶然的出现的一种情况，它偶然在某种情况下出现在哪个国家，并不意味着这种学问是天生注定的属于某一个民族的特质的，而不适宜于别的民族。 由于这个观念的错误就引致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很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是这些个问题的纠缠使中国摸索了很多曲折的道路并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和损失。最开头中国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那么文明、好得不得了，所有的蛮夷都是野蛮得不得了，所以他们都是落后的。这种心态经过鸦片战争一打，中国打了败仗。你说你是最了不起的，结果你却打了败仗。中国有一批人觉悟最早，觉悟之后就认为中国为什么打败仗呢，是中国的船炮不行，洋人的船坚固，洋人的炮厉害，是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最早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人、比较清醒的人，就提出来要学西方的这个长处。林则徐是第一个跟英国人正面打仗的人，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提出来一个有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一直在中国非常有市场，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夷人，就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他们不是船坚炮利吗，我们也学他船坚炮利。这是最早的一批。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历史研究，认为这是早期的改良主义。当然这批人在政治上是改良的，我觉得不如用另外一个词比较妥当，就是把这些人认为是在文化领域、在思想领域认识最早的新学派，或者叫做西学派。他知道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老是保守自己的一套传统的旧东西不行了，要学一点外来的新东西。这个第一步就是学他们的船坚炮利。这是很现实的。你没有船，没有炮，你对付不了他们。这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比魏源再晚一点，曾国藩的学生冯桂芬写了一本书，他在上海。太平天国当时到了上海。他避难在上海，写了一部书，叫《校邠庐抗议》，这是他的政治理论文集，那里面正式提出来他的文化政策的主张，叫人们应该学习中国历代圣人所给我们留下来的经典的同时也要学西方的长技、西方优点作为辅助，这是最早的一个文化方案，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摆正这个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把中学作为主，但是以西学作为辅。光是中学也不够，但是中学还是主，要加以一些西学作为辅助。后来又进一步，就是所谓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他们是掌实权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体验，也觉得光是中国传统的那套学问，对付不了现代的世界，还是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曾国藩、左宗棠，后来的李鸿章、张之洞，这几个人是最重要的代表。清朝末年的变法有所不同了，后来地方的势力比较大了，变成了外重内轻之局。像曾国藩、李鸿章，虽然不在北京，但是在地方上势力比较大，这些人开工厂，办一点近代学校。这些学校学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学外文，学自然科学，基础自然科学。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造船，比如江南造船厂、福建马尾造船厂。因为中国要对付船坚炮利，自己就得造船，所以就有这些造船厂。 但是后来知道光是技术还不够，你得有基础科学知识。数理化都不懂的话，你这个船炮造不好；所以一定要数理化的基础知识。换句话说，基础科学一定是要的。所以那个时候起，眼光更进了一步。比他们再晚了一辈的或者跟他们同时的一批我们叫做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还是要保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但承认老一套是不够用的，要学习西方很多的东西，从西方传来的。我们学习西方无非是学一些新的知识、一些科学技术的知识。比他们稍晚一些的人，我想最早应该是郭嵩焘，湖南人，他做过这个兵部侍郎，一定要勉强折合今天这个位置的活，应该算是国防部副部长。后来他也是作为中国第一个出使英国的大臣，或者今天叫做大使或公使。他在英国住了一段时期，他算是最早的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从他开始，出现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他的幕僚，包括应该算是他学生的人。这些人在思想又进了一步，觉得还不光是要学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达要有一个社会条件，没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的体制也不行。所以必须要有一套社会政治体制与之配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没有那套社会政治体制跟它配套的话，科学技术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提出来政治上要改良，要君主立宪，要设议院，开国会等等，这都是清朝末年改良派的立场，要求通上下之情，因为过去都是最高的领导说了算，下面只有服从的份，没有真正参与决策。 现在，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国会、议院。这个议院或国会是做什么的？是沟通上下之情的，就是人民与政府之间有个沟通的渠道，有议员、人民代表。这是一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是不可能的，近代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发展。接着认识上再进了一步的，就是我们的太老师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那辈人物了。清朝末年，王先生就说，我们过去向西方学习，学的都是他那些形下之粗迹，而没有学到他那个形上之真髓。严复也是这种看法，认为我们过去学习西方，只是着眼于他的科学技术，而没有考虑到那背后思想和文化的根基。没有这个根本精神，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科学技术要和思想文化，要和政治社会体制相配套。当然这就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的深层次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看表面上的技术。所以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都是属于最早介绍西方的思想理论的行列，也包括严复。那时介绍了很多西方的政治理论，比如说严复就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以说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圣经》。中国有没有经济学理论呢?当然过去也有，不过那都是片断的，没有像亚当·斯密那么系统地、那么完整地来讲。讲什么呢?我们假定一个自由市场，在这个自由市场里边，每一个人都是单纯追求自己的最大的物质利益，换句话说，就是追求自己的发财或唯利是图，正因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就有一个无形的手在里面调节，使得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最有序的社会，而且是一个秩序最良好的社会，也是一个最繁荣稳定的社会。其实亚当·斯密所说的不过如此，简单地说这就是他的《国富论》最基本的内容。它介绍到中国来，就给中国的发展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基础。过去中国传统都是集体主义，都不讲个人主义，一讲个人主义就是臭得不得了的事情，是自私自利的。但是，亚当·斯密在自私自利里面发现了一种因素，这种因素他认为是真正维护社会的进步和秩序的最重要的条件。亚当·斯密《国富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同时梁先生和王先生都是最早把德国古典哲学介绍给中国的人。这是清末一直到民国初年的情况。比这个情况再晚一点，到了中华民国以后，大概是1911—1921年这十年里面，出现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最后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出两个口号，大家都知道的两面旗帜，一面旗帜是“科学”，一面旗帜是“民主”，即德先生，赛先生。德先生就是民主，赛先生就是科学。中国过去有没有科学?当然有。但是中国过去有没有近代科学。在严格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没有。中国真正学习牛顿体系是60年代的事。一直到19世纪末，可以说自然科学在中国还没有生根。这不是说古代没有科学。比如说古代人会造车轮，他就会知道圆周和直径的关系，大约是三比一的关系，所以叫做周三径一，《考工记》里面提到这句话。但是这不等于近代科学，那是从经验里得出来的片断的知识。近代科学是一种有系统的知识工程，我们要走这个路，就非得有赛先生不可，非有近代科学不可。但是跟近代科学相配套的，还得有德谟克拉西。德谟就是人民群众，克拉西是政体，我们没有一个民主政体，科学本身很难成立。科学一定要有一个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就是德谟克拉西。所以五四运动就提出了两面旗帜：科学与民主。可能在当时还有某些幼稚或者不完备的地方，不过中国近代的需要确实就是这两个东西，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这可以说中国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清朝末年最后一个代表是张之洞。那个时候民主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始高涨，张之洞做过湖广总督，并且办了很多近代的实业。他也知道这方面要学习西学，可是传统的政体却不能改变。传统的政体不能改变的话，那么传统的思想学风也不能改变，因为一改变，君主政体就不能维持了，所以他说民权之说一兴(民权就是讲德谟克拉西)，全国必然大乱，中国就不能收拾，所以张之洞总结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虽然也有人提出过，但是最后集大成的是张之洞，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你要守住一个本体，这个本体是什么?就是中学。但光是中学还不够，也要用西学来作为你应用的东西，西学为用。一方面我们固守我们传统的思想学风，意识形态，作为体；但是其中也吸收西方的各种技术，作为我们的用。 从表面上看，这个提法跟三十年前的冯桂芬基本上是一样的，冯桂芬也是要以传统的中学为体，辅以西方的富强之术，就是用西方的富强的办法来作为补助。从字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其内涵却不一样。在冯桂芬的时代，中学还没有根本动摇，所以你只能提中学为体，大概谁也不会反对中学为体，问题是要不要西学。保守派就认为西学是绝对不能要的，但是冯桂芬就认为西学还是需要的，所以冯桂芬的立场实际上是为西学争地盘，也就是给近代科学争地盘，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不要。但是到张之洞的时候，革命已经是风起云涌了，那个时候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已经根本动摇了，他要维护这个体制，所以要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在为中学争地盘，唯恐西学动摇了中学之体，他的目的是为维护中学之体。 那个时候的中学与西学，是各有其具体内涵的，与我们后来的争论不一样。后来的中学与西学，什么叫中学，什么叫西学，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而当时的中学跟西学则是有非常明确的内涵的。张之洞所谓的中学是什么?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这是几千年的传统的社会和传统的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是体。在保存这个体的前提条件下，我们用西学作为补充的工具，所以他的目的是要保持这个摇摇欲坠的中学之体，但是冯桂芬的意思反而是要向其中输入一些西方的辅助的东西，这是在给西学争地盘，所以两个人字面上是一样，可是内容上却有很大区别。但是到了后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也有人谈民族本位文化，那就有点缺乏具体的内涵了，因为你到30年代，还讲中学，还讲西学，就没有意义了。每一个名词，或者每一个概念，或者每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有其当时具体的规定。如果脱离这个历史条件的话，我们还用这个中学、西学的观念去概括我们的知识或思想的内容，那就文不对题了。这种情形非常普遍。 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习惯用的、一直到今天还在用的左和右，某个人左，或某个政策左，或某个政党左，或某一个右。左右这个含义只有在固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才有意义，如果脱离了这个历史背景，左右这个含义就变成空洞的了，就没有内容了。比如说，在革命的时候，有的人赞成彻底的革命，采取激烈的革命行为，这个我们说他左；有的人不赞成革命，赞成保守，维持原来的秩序，或只做一点枝节的改良，这个我们说他右。也就是激进跟保守之分。但是后来我们一直延用这个观念，有些就对不上号了，比如说四人帮，你说他是左呢还是右，我们过去批“四人帮”都说四人帮是极左，可是到了后来，华国锋，党中央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怎么提的呢?他说四人帮这些人什么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这话是对四人帮的定案。四人帮是极右，不是极左。又是极左，又是极右，到底是左还是右？我想两方面都能够说得通，因为那个时候左右的含义已经不同了。假如我们说左，就应该是大家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算是左。四人帮的生活远远脱离人民群众。把皇家的园林圈起来，作为自己的跑马场，这是连帝国主义的亿万富豪也做不到的，不能想象英国的亿万富豪把白金汉宫圈起来自己跑马，也不能想象法国的大亨把凡尔赛宫圈起来，别人不许进来，他在里面跑马。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四人帮做到了这点，你说他是极右还是极左?所以我想华国锋所谓极右也有他的道理。从根本上说，左右的概念是要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之下才有意义，脱离了这个一定条件，左右的概念是不适用的。 这个可以说明所谓中学西学，只有在清末的时候，才有具体的内涵，有具体的意义。所谓中学，就是要维持传统的一套思想体系、意识形态和它的政治社会制度。那么所谓西学，就是反对那一套东西。到后来，到了五四以后，再讨论什么民族文化本位的这类论战，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已经脱离了那个具体的背景，专制王朝已经被推翻了，至少表面上也打起了民国的旗号，也是共和国了。旧的所谓中学为体的“体”已经不存在了，也不念孔夫子那一套东西了，所谓中学就没有意义了。用现代术语来说，语境已经变化了，原来的语言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你脱离那个具体的语境，就没有意义了。一个语言有意义，是只有放在具体的语境之下才会有意义，你脱离那个具体的语境，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到了30年代，中学与西学之争就变成一种很空洞的东西。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3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专政。国民党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它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时也做理论斗争，也从理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怎么批判马克思主义呢?其中最振振有词的一条理由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不能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49年写的新华社的社论里面还提到，马克思是德国人，此人已经死了66年了，是外国人。他的学说当然不是中国的东西，不是中国的国粹。那么，他的东西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国情呢?那个时候，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就是反驳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真理就是普遍有效的。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假如它不是普遍有效，就不是真理。2+2=4，我们说它是真理，为什么?它在英国也是2+2=4，它在日本也是2+2=4，它在中国也是2+2=4，它在古代春秋战国也是2+2=4，它到今天也是2+2=4。它是普遍的真理，所以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等到一百代以后，它也不会动摇的。这才是真理，既然它成为真理，它就是普遍地有效的，所以无所谓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40年代的《大公报》，有时候也打一些擦边球。国民党老是宣传所谓中国的国情，《大公报》社论就有一篇标题是《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它说，我们珍贵的是要符合时代的潮流，不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或者某国的国情。因为国情是人造的，是可以改变的。再举个例子，19世纪末年的时候，洋人、特别是西方人到中国来的时候，给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是中国的男人都梳“猪尾巴”，一个长辫子。我们现在看清朝的电视剧都是男人梳个长辫子。他们把这叫做“pig tail”猪尾巴。女人都是缠足，妇女都是裹小脚。然后，男人女人都吸鸦片烟，躺在床上，用一个长烟枪来吸。那时候的洋人对中国人的游记或者报道里面很多都是报道这个，照片也是照的这个。现在要翻那些旧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这个，要照男人的“猪尾巴”，要照女人的缠足，然后要照男女都躺在床上吸鸦片烟。你也可以问，这些是不是中国的国情呢?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几乎当时中国的男人都得梳长辫子，几乎当时的中国妇女都要缠足，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者哪个民族，男人都要梳“猪尾巴”，女人都要缠足，好像还没有。当然这也是中国的国情。但是要不要适合中国的这个国情，我看可以不需要适合中国的这个国情。这个国情可以改变嘛!国情是人造的嘛！既然是人造的，人就可以改变它。国情不好的话，我们可以改变它。现在中国男人不梳长辫子了，中国女人也不缠足了，这很好嘛，为什么一定要适合中国那种国情、国粹呢?这个国情、国粹可以不必保留。 真理不在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于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学术和文化，不以中西分。 但是使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80年代的时候，这个问题又出现了。我以为在1949年以后，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所以就不需要再谈什么“中西之争”或者“体用之争”了。不过没有想到，到了80年代，忽然一阵文化热，又提出来，“中学”“西学”之争。这个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可是仍然提出了这个争论来。 我想今天不是什么“中西体用之争”，今天如果再说“中学”“西学”的话，我觉得不如改变一下，应该叫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过去是一个古老的社会，有几千年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思想，也要不断地更新，要不断地创新，不能够老停留在原来的状态。时代是不断进步的，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知识也是要不断进步的。这里面已经不存在“中学”和“西学”之争。“中学”和“西学”之争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有的，就是当时中国要不要“近代化”，还是固守古老的传统。在这一点上双方的争论，代表不同的社会势力的争论。这个争论当时是有它具体内容的，今天要再提“中学”和“西学”之争，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今天不发生“中学”“西学”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时代潮流的问题，我们应该是适应时代的潮流，赶上时代的潮流，并且要领导时代的潮流。就这种意义来说，不发生什么“中学”与“西学”之争的问题。这是我个人所想到的一点结论。
文章转自博雅好书
主编：李国平| 责任编辑：李畅